摘要：由此可见，民国时期宪法缺乏实际规范力，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先天不良问题。 ...

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党作为一个存在意义的代表，人大作为法律意义上的代表。

[23] 张翔、赖伟能：《基本权利作为国家权力配置的消极规范——以监察制度改革试点中的留置措施为例》，《法律科学》2017年第6期，第34页。应当对《监察法》和《香港国安法》的相关内容进行统一解释，在分析国安公署的职权和国家监察机关职责的基础上，既实现监察机关的监督有效性又保证国安公署的职能自主性。

[27] ［奥］曼弗雷德·诺瓦克：《民权公约评注》，孙世彦、毕小青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76页。国家监察机关对维护国家安全公署人员的监督主要应适用全国性法律，但也要考虑香港特别行政区在人权保障方面的法律标准。有学者指出，国家正在日益诉诸于‘国家安全相关的理由，从而允许使用各种豁免法治的手段。无论真正原因为何，都必须承认，监察机关对国家安全人员的监督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在尚未发现相关案例事例的背后，可能存在三方面原因：一是监察机关尚未对国家安全机关采取监督手段。

由于对国家监察机关的行为和程序发挥限制性作用，法律适用的选定同时也涉及被监察人实体性权利和程序性权利的保障问题。恰好《监察法》第13条规定派驻或者派出的监察机构、监察专员根据授权履行职责，此处所谓的根据授权通常被理解为派出它的监察机关的具体临时授权，由此赋予监察委员会更多自主判断权。第一，对经验事实不加区分的过度强调，会造成一种事实之间的平等主义。

[5]简言之，发现的任何知识都应该以经验作为支撑。[8]参见[美]沃格林口述、桑多兹整理：《自传体反思录》，段保良译，华夏出版社2018年版，第14～15页。人如果只徒有其纯粹的人性，而缺乏‘由爱塑造的信仰，就是魔性的虚无，这个洞见被基督教极端清晰地揭示出来了，传统上称之为启示。为了进入存在，一个社会必须通过制造一个行动的代表来连属其自身。

第二，现代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奠定在欲望之人和个体之人的基础之上的。3个时代的逐步演进过程，是属灵的灵验明显增加的过程，越来越高级。

我们就能更好地形成一个思想光谱，然后把以后会接触的思想家放在光谱中，分析他的位置、贡献和不足。前面提到的福山对于当代科学技术对人性（什么是界定人作为一个物种的标准）的可能改变进行了有趣的分析：未来一段时间，生物技术带来的最大伦理争议，将不是对正常人类尊严的威胁，而是对那些并不完全具有定义了人作为物种而存在的所有特质的人。[9] 第三，去价值化的研究方法隐藏了行动背后的价值判断。强世功主编：《政治与法律评论》（第8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67]这里可以摘录一段霍布斯对于自然状态下人的描写： 所以在人类的天性中我们便发现：有3种造成争斗的主要原因存在。文章来源：《人大法律评论》2020年第1辑。第五，克服现代法律制度将人平均化的弊端仰赖于司法过程。另一方面，人是历史的存在。

当然，我们也会发现要理解现代西方思想，如果对世界历史（本文涉及的罗马和基督教的历史）以及其他的思想来源如宗教经典（如《圣经》以及相关的神学作品）欠缺必备的知识，也会遇到重重困难。尤其是，存在意义上的代表制实际是西方现代性文明在政治领域的一种体现。

比如，优西比乌斯（Eusebius of Caesarea）就将基督降世和帝国的和平结合起来。[32]仔细品味这些相似之处，就可以发现，对于政治社会来讲，保证存在状态或者说秩序状态是第一位的，而无论存在的形式是什么。

[38]只不过，在沃格林看来，后来的许多政治理论都忽视了人类学真理的整全性，而只拿走了自己想要的。[76][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徐胤译，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因为，若缺乏它，存在（尤其是对大的政治体而言）将是不稳固的，如是，则宪法法律上的代表更加没有了根基。在施特劳斯对于现代性的诊断中也有一些相类似的判断，如认为现代政治不再强调德性的作用等。……无论如何，只有在相信有价值的条件下，主张价值判断的尝试才具有意义。[82]参见[美]保罗·卡恩：《法律的文化研究：重构法学》，康向宇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二章。

但也要警惕，这个效果可能是慢慢显现的。反映在政治科学领域，实证主义在今天依然很兴盛，比如我们这学期可能将会读到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就分析了关于各个国家政治制度变迁的大量历史材料，然后用来佐证自己所提出的框架。

[48]同上书，第103～104页。也有人这样评价他：现在所谓的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转向，沃格林从开始学术工作起就已经在践行了。

二是激情之人，即对承认的需要。[72]参见[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王杨译注，华夏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

在三位一体的神学世界观中，约阿希姆认为，人类历史包括了3个阶段，即圣父时代（亚伯拉罕）、圣子时代（耶稣基督）、圣灵时代（新时代的巴比伦之王）。四是个体之人，即单一的个体。二是，人处于一种持久的危险之中，即背离了关于信仰上帝并得到恩典才具有的灵，而深陷于自爱的陷阱。沃格林就此评价道：韦伯知道他想要什么，但不知何故就是不能突围而得之。

而这些知识已经在西方文明的地中海传统中提供给我们了，只不过被遗忘了。[63]在宗教改革运动（Reformation）中，清教徒对《圣经》（Bible）解释采用了两种技术策略（对材料的选取，对批判工具的打压），最终产生了一种关于禁忌的意义。

[4][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在韦伯看来，应该驱除一切价值判断，然后进行客观的描述，价值判断都是魔性的。

[77] 那么，这些对人的理解，是否可以转化为对人与公法的讨论呢？显然是有可能的。司法过程是将平均之人的规则应用于具体之人。

（二）新的政治科学范式及其结构 在对实证主义的问题加以揭示过后，沃格林提出了自己所倡导的新的范式。这分别构成了现代政治理论中三个符号，即新的心理学、新的病态的人本性、强调可以完整代表存在意义的利维坦。他指出：人在政治社会中的存在是历史的存在。尤其是对那些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所出现的思想理论，对它们的审视其实也构成了对现代性反思的一扇窗口。

由于该书还只是一份展现学术雄心的宣言，因此，难免有一些灵光乍现的琐碎，与后来成体系性的思想相比，必定在理解上带来了一些困难。新文化不断被创造，是因为随后加入人类族群的个体为了顾全大局，不得不做出类似的牺牲。

[34] 在本书中，沃格林讨论了3种类型的超越性真理。（一）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及其后果 沃格林所要反对的陈旧范式，就是在政治科学领域大行其道的实证主义。

如是，则社会整体所构建出来的符号话语又有哪些形态呢？因此，沃格林在此发现代表问题另外一个新维度：社会整体作为某种真理秩序的代表有哪些类型？他指出：那么就有必要作出如下区分，一是社会通过它的连属了的代表者而被代表，第二层关系是社会本身成为某个超出它自身之物的代表，成为一个超越性实在的代表。对于个体自由之强调，基本上是在欲望这个维度上展开的。